成都原市长葛红林：城市活力比实力更重要

访谈者：李稻葵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与实践研究院院长）

访谈对象：葛洪林（成都市原市长、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会长）

城市活力决定着一座城市的兴衰成败。管理者的思想解放引领着城市活力，良好的营商环境塑造着城市活力，不断改善的“民生温度”保障着城市活力。“问渠哪得清如许”，在实现产业升级、提升城市魅力的过程中，“成都经验”给我们什么启示？

5月22日，第三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暨Journal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创刊仪式在北京举行。成都市原市长葛红林做了以下发言和问答，引起大家极大兴趣。

葛红林：我的工作经历是从企业到政府，再从政府到企业，现在又到协会。可以说政府跟企业，还有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、纽带和平台，三个角色我都担任了，今天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些想法。

第一，政府要做好经济健康发展的守护神。政府有四大职能，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方面，我认为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，而是必须做好的问题。

我这里举一个例子，前一段时期，大宗商品出现了大幅度上涨。经济界和实业界有不同的观点，我们搞实业非常明确，这偏离了产业运营过程的价值链。

就举我比较熟悉的铝和铜为例，包括螺纹钢，这个价格的上涨，如果全成本的投资，七个月就能收回，这就偏离了原本的价值链。为什么有一些人不知道，因为他没有搞过实业。4月27日，政协报采访时我谈到，供需基本面没有发生基本的变化，成本也不支撑价格大幅度的上涨，资本的力量和资金的推动是本轮上涨的关键因素。基础原材料的价值是稳字当头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相对稳定的价值，才是有利于产业链的行稳致远。

5月12日，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，说有效应对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及其连带的影响，然后价格就下跌了。5月19日又开了会议，上午的会议，当天就见效了，短短几天就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调。有人认为上涨是市场行为，政府不需要调控，包括一些期货的从业者。但是更多人认为如果你这种市场行为涉及到了“六稳六保”，政府必须干预，该出手的必须出手。

对此应该如何监管呢？关键在于要把分散的市场监管方面，包括食品、药品、工商、质量、检验检疫、海关，由一位副市长来统一监管。

第二，要不断注入经济发展的活力。2003年我当市长，2004年中央电视台开了一个评选，沈阳、大连、东莞、杭州、青岛、深圳、成都、苏州、温州、无锡十个城市当时是比较有活力的，被评为了“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”，十大城市里九个都在沿海，只有一个是在西部。

在获奖会议上我当时就说，城市的活力比城市实力更重要，有实力没有活力的城市会变得没实力，而有活力无实力会变得有实力。由此出现了三个分化，一是速度分化，有的城市发展快，有的城市发展慢。

还有南北发生了变化。当时天津不是最具活力的城市，大连和沈阳才是，2009年以后，大连和沈阳经济增长就乏力了。这三个城市的活力现在下滑了很多。

第三个分化是人口分化，常住流动人口大幅度减少，大家讲是“用脚投票”，也是投城市的发展活力。

对于我来讲，因为我当时是2003年当市长，根据成都的情况，我当时就分析出成都相当于一个国家的样本，正好是国家的1%的人口，远郊像西部，近郊像中部，城区像东部，如何解决这样一个城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，就是西部开发、中部崛起、东部振兴，不能说是一个政策。

2003到2008年，成都的目标是打造“人居环境最佳，环境最优，综合实力最强的西部城市”；2008年到2011年的建设目标，只动了两个字，把“环境最优”改成了“创业环境最优”。当时目标就是要超过武汉。

后来全国出现了很多和成都相关的口号，“一座不得不去的城市”“一座去了还想去的城市”“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”，这吸引了外来的人口，所以安居乐业成为衡量经济发展好坏的重要标准。为什么经济出现负增长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产业下滑。所以发展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，一定要营造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，这是充分必要条件。   

通过增强投资活力、农村活力、城市活力，来促进经济发展。第一个活力就是增强投资活力，不是他们没钱、不愿意投，就怕投资之后，碰到地方政府说话不算数。

我就提了一个问题，我说建立中国投资保险公司，这是三年前我在政协会议上提的。大家说用市场化、行政化和法律化的手段，政府和企业说的话，要签协议，现在新官不理旧账，这是很难的，所以要开辟一条新的营销环境的渠道。

还有农村的活力。农村来的可以知道，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原则上只能出，不能进。农民进了城之后，可以放弃农村身份，进入到城市。现在放弃农村身份，移民到城市，这是可以的，但是回农村是不行的，这是体制的问题，同时这也不是长久之计。我认为应该要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，引导城市资源、资本、人才、技术向乡村流动聚集，为乡村振兴增创新动能。

第三个是住房问题。农村现在不存在住房的问题，危房和贫困户在扶贫县基本上已经解决了，主要是城市存在的住房的问题。解决城市住房的问题，不能依赖市场行为配置资源。

住不起的问题会演变成社会和政治的问题。每个城市应该根据未来的发展，确定自己常住人口的增减，形成一个变动区间和天花板，制定相应的政策。城市不可能都是富人区，北京保姆市场很大，小时工和保姆住在哪里，物流人员晚上住在哪里，这是一个问题。

要充分盘活央企和地方国企在城市中的闲置工业用地，国有企业是我们国家执政的基础，该贡献的要贡献。我有一个观点，城市里面住房问题绝对不是因为土地资源紧缺，住房供应紧张也不是因为土地资源紧缺。

要把土地变现为地产，立竿见影增加地方财政的当期收入。不应再将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，但可以将住房条件的改善作为促进消费的带动力。

高度重视政府工作的人因问题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我囯涌现了一批具有冶金工作背景的省长和市长。1999年甚至出现了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重庆四个直辖市的市长都来自钢铁界。其中的重要原因是，大型钢铁企业是让人见识、锻练的地方，那里既是一个工厂，更是一个社会，拥有码头船队，铁路站和机车、变电站和发电厂，焦化厂和制氧厂污水处理厂等等。

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，领导企业难，但领导城市更难。

我认为，一定要高度重视城市管理的人因问题，不要变动太频繁。我做了11年半的成都市长，第一届的三年是学徒，第二届，我了解了情况，人家也很难蒙我；做到第三届，会有成就感，因为，你决策的一个项目、一个大的工程，从招商到运营，往往要经过十年的时间。

2007年京东方为了扩大液晶显示屏，提出在成都兴建4.5代液晶显示生产线，总投资是31亿元，它是北京市管的。北京市的公司投到省外去，还要北京市的国资委审批，我说能不能通过增发，万一增发不到呢？让成都兜底，我说行，解禁期可以通过二级市场退出，我们不是为了赚钱，但是无形中也赚到了钱。

京东方与地方政府的投资模式，这个是进了哈佛教案的，后来被京东方拓展到合肥和重庆。我当时感觉很后怕，如果三年之后，京东方这个企业垮了，那么投下的钱就完蛋了，所以这个是有风险的。

这个模式现在又演变为政府引导产业基金的模式。原来是直投的，通过基金，现在有些政府比较聪明，通过基金，即使失败了，也能解禁，甚至未必有政府的直接追责。投十个，可能只有一个失败但是也有都失败的可能。所以投资不能天天干、年年干，偶尔干一次还行，在成都我就干了一次。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里面的风险。

所以我认为这种模式成功与否都取决于决策者的把握，取决于对这个企业的判断。所以政府促进产业，直接或间接介入具有风险的竞争性领域的模式，值得学术界加以研究，包括合规性、风险防控、追责和免责等问题，因此也出现了一些基金爆雷的案例。

李稻葵：谢谢葛红林市长，最后这一条就是经济学的机制设置问题，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。

在当市长的时候，您花了三年的时间把情况摸清，并重点抓了若干个产业。当时是怎么选的产业？是什么样的思路？

葛红林：2001年，中央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进行了具体部署，在全国的部委跟央企抽调了一些干部去西部，宝钢让我去成都。我去了一年多之后就担任成都市长，说明成都这个地方不排外。

第一，成都人想要一个企业家。四川的发展还是要抓产业和工业，所以要有一个抓工业的人来做市长。第二，这个城市要开放。我在海外留过学，是工学博士。第三，成都人看中我当过两万多人的大厂的厂长。

我到成都之后，发现东西部发展差距太大。差距在哪里？关键在产业。发展产业就是为了改善民生，我们的思路是紧扣安居乐业。“乐业”就是说，城市要有值得人们来发展的产业。

李稻葵：当时，哪几个产业值得抓？成都市的钢铁产业，你当时选了没有？

葛红林：钢铁我是调整的，我把钢铁搬出了市中心，因为钢铁污染太大。我们把成都大的钢铁厂送给央企，送给攀钢和鞍钢，但是也要保留一部分发展，不能消灭这个产业。

还有水泥。我们把小水泥厂进行淘汰，淘汰落后产能，把发展的指标让出来，发展成大型的中国节能水泥厂。

李稻葵：钢铁和水泥是成都产业发展的原材料。那么，对于汽车产业，您当时是怎么想的？

葛红林：成都和重庆分家的时候，成都的汽车产业就没了，但是我认为一定要发展汽车。美国是“轮子上的美国”，未来汽车消费量是很大的，所以汽车是带动性最综合的一个产业。怎么发展呢？成都找一汽，希望一汽集团到我们这里来。现在有的地方想搞汽车，我感觉有点晚了。

李稻葵：您抓的是比较高端的车，包括大众、沃尔沃，成都这几年汽车行业发展不错，可以这么说吧？

葛红林：当时我们分析，一个地方发展什么产业，一定要自己搞明白。成都有电子科技大学，科研力量很强，还有西南财大，所以当时我们搞了电商和软件。我们先抓芯片，英特尔、中芯国际都来了。

所以，一个地方要找适合你这个地方发展的产业，有的地方没有适合某些产业发展的人才。

李稻葵：我们想了解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展的作用，政府有几个抓手？你在抓这些产业的时候，有什么抓手？土地怎么样使用？怎么帮助企业融资？

葛红林：最关键的是，政府要营造健康的营商环境。首先是金融生态；第二是基础设施。承诺一定要做到。

我有一个经验，每个季度召开一次外商座谈会。我做了11年六个月成都市长，开了46次会议，我们分七八个人的小会议。企业家来谈有什么问题，他们提完之后，我们再开大会。这个很管用。

但是，开这个会很痛苦，会发现有很多答应企业却没有做到的事，企业有时也会有很多非份的要求，要把他们说服。

当时怎么做的呢？英特尔刚来的时候，当时成都的营商环境并不是非常理想的，他们的老总不愿意到成都来。我们做了两件事，第一，专门成立了一个知识产权保护法庭，这是2004年成立的；第二，专门成立了英特尔办公室。

李稻葵：您是海外留学回来，加拿大的工科博士，宝钢的高管，到成都挂职去的。挂职了一年半，就选你当了市长，你自己没有思想准备。当时是怎么考虑的？

葛红林：人是有不同的价值取向。成都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，西南重镇，有一千多万人口，当这样一个城市的市长是很光荣的。现在成都GDP排名在全国第六，看到成都现在的发展很好，我当然很高兴，我就生怕他们掉队。

我觉得，一个城市的发展，是要找准它的关键点，驱动点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还有，城市形象一定要好。

我在成都的时候，成都一个礼拜街上出现的乞丐不会超过十个，成都中心城区看不到乞丐。我们是怎么做的？城管在路上只要看到乞丐就要拍照，但不是上传到民政救助站，而是直接上传到城市管理中心，然后分发给民政部门。

首先，要保证乞丐中不能有成都户口的人，成都的社保体系是要健全的；第二，外地来的乞丐，成都有救护站。一定要把这一套系统做好。

当市长，实际上要真正爱这个岗位，不爱这个岗位是干不好的。就像家里的管家婆，但是不能婆婆妈妈，还是要有一点眼光。

李稻葵：您当过厂长，在宝钢和中铝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，做过市长，也做过有色金属协会的会长，最有成就感是哪一段？

葛红林：最有成就感的一段是，我学冶金当到了宝钢的总工程师，这是做我的专业，是最有成就的。第二是，到成都当市长。第三是在中铝。当时中铝亏损，工作岗位最后一段时间，让我去啃那个硬骨头。当时我也担心，担心中铝在我的手上垮了。

我是搞工业的人，我们当时用抓工业的理念来去抓农村。农业是抓手，水利是命脉，农业的基本出路是机械化，所以一定要规模化地把农业做好。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，要把农民教育好，不能光抓物质，也要在精神上面进行教育。

另外，我看到有一些企业，也心疼他们。成都发展软件，有的游戏公司里面，每个办公桌边都有一个帆布床，这是一个竞争的时代。

李稻葵：非常感谢葛红林市长，大家对葛红林市长的演讲和对话一定大开眼界，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个典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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